仁川大学经济学教授徐世旭表示：“不过，稻米价格不可能瞬间暴跌，”并指出“减少对稻米生产农户的直接补贴，使稻米价格平稳过渡是剩下的课题。”
在韩国之前，国家层面上为了解决稻米过剩生产而积极行动的国家是日本。1970年，日本政府的稻米库存达到了总需求量的60%（720万吨），面临处理困难。
首尔大学农经济学教授金汉浩强调：“日本自1971年开始进行稻米生产调整，经过50年现在已基本稳定，值得借鉴日本的案例。”
1970年，日本生产了约1200万吨稻米，而到2023年，生产量大幅减少至660万吨。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，2022年日本生产的稻米消费量与库存量的比例约为12%。而同一时期，韩国的稻米消费量与库存量的比例为34.7%。
在生产调整初期，日本根据稻米需求量向各农户分配生产数量目标。也就是说，强制实施统一减产。
当时政府要求的生产调整面积达到了稻米种植面积的一半，导致稻米生产农户的不满情绪高涨。虽然进行了减产，但政府所期望的前作业绩并未如愿以偿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
因此，日本在2004年开始转变稻米政策方向。其核心是从“政府主导”转向“民间主导”。2018年，国家停止了设定稻米生产数量目标，决定由各地方政府和生产者协商确定生产量。
同时，停止了稻米种植时的补贴。日本在2014年废除了波动补贴（目标价格未达时支付部分差额），2018年也取消了固定补贴（按种植面积给予的补贴）。相反，增加了对其他田地作物或水稻中种植豆类等的补贴。
徐教授解释道：“由于财政负担加重，政府开始撤手，从2018年起，稻米的生产由生产者主导。”由于不再获得补贴，种植面积持续减少。过去由国家财政维持的稻米价格下跌，使得继续种植稻米的理由不复存在。
实际上，从日本稻米的相对收益性来看，1970年每10公顷（a）为43102日元，2020年降至34500日元，2023年进一步降至29000日元。
国内也并非没有进行稻米改革措施的尝试。政府曾三次进行稻米生产调整。第一次是在2003年实施稻米生产调整制，成功缩减82500公顷，达成率为90.2%。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是在2011年和2018年，减产目标的达成率仅为52%至56%。
专家们指出，国内政策的最大缺陷在于“尽管如此，稻米的收益性仍然很高”。根据统计厅的数据，种植稻米的纯收益从2007年的每10公顷24万韩元增加到2020年的44万韩元，几乎翻了一番。2021年甚至达到了50万韩元。
稻米种植的纯收益率约为30%，相较于其他作物的收益率较高。例如，去年水稻豆的种植纯收益率仅为11.3%。政府相关人士表示：“国家以公共储备、隔离等名义购买稻米，即使最终未能出售，农协也会无论质量如何购买，因此价格不会下跌。”
仁川大学东北亚国际贸易物流学部教授金钟仁建议：“应扩大以农协为中心的稻米流通体系，增强民间RPC（米谷综合处理厂）等的作用，以激活稻米产业市场的价格调节功能。”
政策不一致也是一个问题。一位要求匿名的教授指出：“稻米价格一旦短暂上涨，便又会无疾而终，这是决定性失败的原因，”并表示“稻米消费减少是不可逆转的趋势，而对此的单一措施会给生产者错误的信号。”
另一方面，稻米减产的同时，稻米加工食品的多样化也是必要的对策之一。因为无法一次性减少稻米生产。应引导种植适合加工食品的稻米，并促进冷冻紫菜包饭等以稻米为原料的加工食品的活跃。
金钟仁教授表示：“加工用稻米不仅要考虑适当的原料成本水平，还要具备与主食用稻米不同的加工适性，因此需要从种植阶段开始，基于加工用适合品种的开发，扩大专用品种。”他补充道：“在日本，最近在加工用稻米品种开发阶段，正与最终需求方食品加工公司共同进行定制化工作。”
[李志安 记者]
